11月10日下午，笔者在湖南省博物馆，与多名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听众一起，聆听了书法专家刘绍纲以《古文与简帛书法漫谈》为题的讲座，讲座为我拓宽了书法艺术的视野。古文作为一个书体，在中国文字学和书法上都曾经有重要地位。在湖南、湖北等楚国故地，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竹简，人们习惯上称为“楚简”。其实这些竹简中也包含了齐系、晋系文字的因素，并不都是楚系文字，所以称之为“战国简”更为恰当，其书体就是古文。在利用古文进行书法创作时，应该结合战国时期的金文和其他资料，将各类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古文资料融会贯通，才能在古文的书法创作上有新的突破。这是笔者听了刘绍纲的讲座后才了解到的。刘绍纲主要从一、何为古人，二、古文的发现和研究，三、六国四系与古文一体，四、对古文书法的几点想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在讲解过程中，他还展示了他自己临摹创作的书法作品。刘绍纲的讲座主要内容如下：一、何为古文《说文》叙中说到：新莽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秦书八体中为什么没有古文？“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三国魏正始二（公元年）所刻的石经“三体石经”首列古文，篆、隶二体列古文之后。宋代，有学者将尚存于世的竹书编成《汗简》、《古文四声韵》两种古文字典，就是根据内府字收藏的战国简和石经等古文资料，而后一种名字中就带有“古文”。清代学者吴大澄将金文的字形编成文字编，就叫《说文古籀补》，黄县丁佛言作《说文古籀补补》，后来徐文镜辑成了大家都熟悉的《古籀汇编》。其中的“古”字，就是指《说文》古文。《说文》叙中提到古文来源时说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许慎在《说文》叙中所说的古文，包括了西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之前的文字，这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一样，指的是仓颉造字以来、包括了殷周时期的文字；而“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孔子壁中书及《易》，孟氏等流传下来的战国古文经，则指战国古文。汉代以后，“古文”作为一种书体，虽然不在主流书体之中，但也不绝如缕。无论是在书画题跋、玺印，还是碑刻、墓志铭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文的存在。但笔法几乎与“三体石经”中的古文类似。《汉简》、《古文四声韵》、《六书通》及汉代以后的各类刻石、玺印中保存了大批的古文资料，由于这些古文在传抄、摹写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讹变，所以这些我们就称之为“传世古文”。二、古文的发现和研究孔壁藏书：“武帝末，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孔壁藏书”之后重要的一次简牍的发现，是在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年。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大批竹简，后来官府加以保护。经些竹简经过当时学者荀勖、和峤、束（析日）、杜预等整理，成书十六部七十五篇，编入当时的宫廷藏书目录《中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汲冢竹书。可惜的是后来很多书又佚失了，现在仅能看到《穆天子传》及辑本《竹书纪年》等。《晋书.武帝纪》：“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太平御览》卷记，王隐《晋书》曰：“荀勖领秘书监，始书师钟朗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勖自撰注，写以为中经，别在秘书，以较经传阙文，多所证明。”历史上以古文得名的书法家江式《论书表》称：邯郸淳善八体，六书，“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卫恒的《四体书势》也提到了“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但他认为三体石经并非邯郸淳所书：《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江式《论书表》，《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年。卫恒的祖父卫觊也是以古文书法见称，《四体书势》中云：“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一文中评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历代书法论文选》第4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年。古文一体不是像秦书八体中的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一样，属于不同用途的广义的“体”，而是可以和篆书，隶书一个等级的书体，在官学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后汉书·蔡邕传》载，东汉灵帝光和元年设立鸿都门学，“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并待制鸿都门下，”《后汉书.羊球传》:“奏罢鸿都文学，曰……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可见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文学、书法学院中，就有古文书法一科，所谓“工鸟篆”者，也包括会古文书法的人。《新唐书.选举志》载：国子监下设书学，收三十人，“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石经三体”即三体石经。可见古文的流传在书学史上的地位。《新唐书·选举志》中华书局，年，第页。三、六国四系与古文一体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研究战国六国系古文的资料主要是金文、石刻、玺印及兵器、陶器、货币文字。年9月长沙子弹库发现楚帛书，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战国楚简，之后在湖南、湖北等地陆续出土了一批批的战国简，特别是郭店楚墓出土了大批文献类战国简，之后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安徽大学也陆续从海外抢救回来重要的文献类战国简、几乎包括了五经中诗、书、礼、易、春秋及史书、诸子各方的内容，有的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参照，有的是被疑为“伪书”的先秦文献，也有许多属于亡佚已久的古书。这些简牍的发现，大大推动了战国文字的研究。从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简赎帛书的研究，从“绝学”变成了“显学”，成为了当今学术研究的前沿学科。李学勤先生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把战国文字划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两周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六部分。对战国文字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除“两周题铭”外，其他部分被文字学者发展为战国文字“五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何琳仪先生的《战国文字通论》作为第一部战国文字的著作，就是采用《题铭》的五系分法。之后又有学者做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如齐系之中又可分出齐、鲁、邾、滕之别，晋系之中又有韩、赵、魏、中山的差异。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年第7、8、9期。随着在湖南、湖北以及河南等楚国故地竹简的不断出土，特別是有大批儒家、黄老学派的文献类竹简——如《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土，人们对战国等文字国别的认识，突然感觉有些“模糊”了。这是因为有的《楚简》中既有秦系、晋系文字的因素，又夹杂着楚系书法的风格。文献类简可以分为两类。像上举郭店楚简《老子》甲本、乙本、丙本，《太一生水》河南信阳长台关简《申徒狄》(或以为《墨子》)、上博简的《平王问郑寿》、《平王與王子木》、《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王子木蹠城父》、《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命》、《王居》，清华简《楚居》等，属于楚地出土的楚国文献，这些是“纯楚系的战国简，可以径称为“楚简”。上博《淄衣》以及郭店《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等有齐系有文字因素、清华简的《良臣》、(厚父》等有晋系文字因素，这些称为“楚简”就不如叫“战国简”合适。最近几年，在研究战国各系文字“异”的同时，又有许多学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