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意识形态　书信是一个人的气息的回光返照。除却明信片，书信无疑是一种隐秘的表达方式，甚至成了研究人物的最重要资料。如果说随笔比正规论著放松了一点，那么书信又比随笔放松了一点。

书信里无用的废话占大篇幅，但正是它是土壤，培育着珍稀的根。或它直接从主人的血肉中流出来，触及灵魂的温度。如果说文章是做出来的，书信则是流出来的。文章只是公开的表达，只是烟幕弹。当然，书信直接隐藏着天字号机密，而公开文章类则多谜语，让人费尽心机猜测着直至永远也解不开谜底。这样一来，书信倒成了抢手货甚至悬万金而购。书信整理意欲恢复还原一个完整的人格，就像给人物画像，可是这个人物只是素描，他的“像”却永远不会完成。书信的“笔”画起来，却越画越模糊，本来清晰的部分却反而弄不明白了。文章喜用暗喻，书信则一般采取明喻，明喻也不是喻，只是为了表达上的方便。由于接受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书信与文章之间还会发生一种关系转换，使得书信更像文章兼容文章之长，使无形式获得了形式。

书信更是人格的象征，在人物的内心世界里轻微地打开了一扇门，人们通过书信更易建立起一个抬高或打击的对象。由于它所通达暗道的便利，书信往往成为最显亮的证词。

，刚制度与软制度　厉以宁先生将社会制度分为“刚制度”与“软制度”（不知这是不是他的发明），为分析社会的延续、更替与发展找到了一把钥匙。令人警惕的是，刚制度看起来稳固、强硬、耐久，其实它是脆的，一旦遇上猛击，极易一举破碎达致瓦解、消亡。软制度则像海绵，灵活且具有弹性，伸缩自如且能吸纳，易承受击打，使其绵延更长时间。

在社会的发展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以软养硬、局部修补以维护整体。如包拯、海瑞的行为表面上看为老百姓带来了希望和福音，实则加固了封建的统治，让硬制度更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是另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体制改革，即以软助硬。

，“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　今天一大早上本地网，映入眼帘的是一则帖子：乡干部对偏远地区农民施威，狂吼：“对付你就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

在乡干部的眼里，农民已被异化为小动物，且弱小、令人讨厌。乡干部不会不懂法。那么他为可有如此强大的口气和威力？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有一种修辞的作用，可以进行人与动物的替换，甚至可以把人变成鬼。

不过，仔细一想，“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又带有点戏剧化成份，尤其对基层了解不多的人来说。既曰“戏剧”，熟视无睹也属正常了，“被捏的臭虫”也不必太在意。

“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还像一幅漫画（对于儿童来说像一则童话）。大家都可以欣赏，只是欣赏久了便没有了欣赏的趣味，变成了常态。让不正常正常化，乃荒诞。荒诞乃常识常态的脆弱，仅蒙上一层薄皮，一戳就破。

，经济发达为什么总会在沿海地区？众所周知的原因无非是交通便利、先进，航运是最厉害的最早交通，海运和港口具有巨大的货物吞吐能力；国家政策优惠如税收政策的倾斜；资源丰富；许多城市最早开放；等等。可是说，这些都只是显性的原因，还有深层次和精神层面的原因。

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地中海商贸曾产生法律的雏形—契约，这就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可靠保障，也为法律的建设开辟了道路。还有就是无比广阔的海洋给人带来无限的视野，开阔人的心胸，让人想象无穷、打通思路。海洋文明比海洋文化更有力度。

，源于深层次的共通点，科学与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统一的形而上学，科学与哲学说着同一句话。《皇帝内经》可以当作哲学来读，或说，以医学∕医术具体地解读中国哲学，《皇帝内经》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不能太清醒”不愧为一副良药，虽说只是辅助性治疗。中西古代（真正的文化起始阶段）都是科学哲学不分的，如古希腊、先秦。有意思的是，科学哲学的统一终归于起始与最高阶段,也是极少数的科学哲学大家之臻化之境。胡塞尔极力主张哲学的科学性，只不过他要求的是另一种科学性（严格、逻辑、理性）。

，学问家有“恩师”，思想家无“恩师”？“师”什么？一旦有了师承，思想家变成了学问家，没有师承，学问还在做下去，岂不成了思想家？看来，思想即平步青云。

未免绝对了，学问与思想不能绝对分开。别忘了：创造性的思想之外，还有创造性的学问。

革命。何谓革命？革谁的命？革什么命？关键是革。革，改变，撤除也。是整个的一锅端吗？非也。我意，革命至少有两层意思：大革命，本质上的改变甚至性质改变；小革命，局部或性质方面的修补。事实上，在时空的运作中，任何事物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小革命，世界的运行就是小革命的运行。小革命是日常。不要被革命所吓倒，世界是革命的产物。当然，也不能忽略小革命，大革命是小革命的日积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