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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欣赏但丁，必须把我们自己提升到但丁的高度。

　　 　　 　　　－－（意大利）克罗齐

　　 　　 　　 　　 　　 　　狂欢文化的闪亮明星

方文竹：文化失范的时代将于丹教授推到了大众传媒文化的前台。其实，大众传媒机器由于技术上的优势，在当今的话语谱系中具有霸权的地位，它甚至直接导致“传媒帝国”的产生。大众一方面是被动地隐入其中的消费时尚主体，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处于真空之中的心灵则急于寻找他的精神导师与“粉丝”（这里，与有些论者喜欢用“趣味”一词不同，我仍然用“精神”），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大众的“狂欢”，而传媒正是这一“狂欢”的投影与显像。我想，于丹教授就是这样借助传媒，光环四射地出场了。

于丹教授让我想起了孔圣人当年喜剧性地周游列国。不过，于丹教授拥有现代传媒作武器，胸有成竹地“在场”，可谓幸运多了。知音泛众。成功在理。从而，通过传媒影像的日渐显明，大众文化似乎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一场自身的保卫战。

盛敏：大众传媒所导出的文化信息，必然是对各个层面的敞开。高深理论和精品文化失势，是因为我们对准备和相对于准备所需要的时间进行了寂寞的抵押，在这一点上——时尚和消费成为即时的信息、图像和行动的廉价兜售。文竹所说的大众传媒的话语谱系中所具有的霸权优势，是消费时代对精神世界的高贵行动的镇压，或者说对精神世界深度的抹杀。而大众文化最好的流动形式就是技术帝国中肆意劫掠事件、文字、甚至苛刻的消费图像。人们对图像的依赖就像对广告的依赖，对图像叙事的能指的依赖，从不或者大部分不认真地过滤图像下面的意义、产生地和虚拟性。所以说于丹教授的出现是传媒制造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是媒介的推出，而推出的原始点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内爆则根据大众心理的缺失而定。商品经济下的文化需要致命的输液，敏锐的文化操作者和传播人正是评估文化市场缺失的行家里手，于是演说家兼个人心得的纤巧组织者、“文化奶妈”于丹就应运而生了。

　　 　　　于丹的学术想象与大众情结

方文竹：请别小看了于丹教授的抱负。与有些优秀的学者一样，她的本意是找到国学经典的“原点”，换句话说，于丹教授所走的是“我注六经”的路子。正是在这里，暴露出于丹的失误甚至南辕北辙和力不从心。

显然，孔儒的“原点”是仁学、中庸等，庄学的“原点”是虚寂、齐天（相对）、无限、贵柔等。从现有的作品资料看，于丹教授并未真正触及《论语》和《庄子》的精髓或在这些精髓上大做文章。倘若于丹教授以误读自居也就罢了，可她偏偏不服气地要寻找什么“原点”，结果总是不免给人以失望之感。她左一个“经典”，右一个“经典”，其实是偏移了经典。《心得》系列的问世，使得于丹教授将“我注六经”转变为“六经注我”，说的是经典，其实说的是“我”，大量现代人的语言和生活活脱脱地拉出一部现代人生哲学（非体系式哲学，而是哲理随想录）。

另一方面，任何经典在一代又一代传播的过程中都改变不了其被改写（误读∕“影响的焦虑”）的命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开始变味了。魏晋士风大盛，道家走形了。于丹教授“回到原点”的抱负只不过是“抱负”罢。一批新儒家的国学功底何其深厚！又有多少专业学者的皓首穷经，仍湮没于茫茫历史的无名之中。我想，研读“国学”比研读任何“学”都要有寂寞的精神。

由此我想，“急于出场”的于丹教授是否应该为为自己定位在：引经据典（以儒学、庄学为主）阐释自己的现代人生哲学。至于于丹教授不像一般的读书人，很“灵活”，那就另当别论了。

盛敏：传输真理和发现真理是两回事。前者只能是解释者和真理的推广者，而后者才是挖掘者和疑问的诘难者。于丹教授属于前者，是一个有着文化心得再用其与当代生活相揉的阐释者。我们始终在大师面前沉默，是因为大师缔造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原点”中蕴涵着“原道”，文本中潜伏着无穷无尽的待解构的原素。于丹教授与学术文本的关系只能是“拿来主义”现代式运用关系。当然她的说不能说是不该说，因为在普遍缺失信仰的时代，把《论语》故事化、大众化，正说明国人需要道德、人格上的补钙。这不能不是一个凶暴的讽刺，是对传统与现代衔接所出现的裂口的讽刺，也是喘息的现代化内里所有正在运行的事件中有关文化事件短路的充分体现。因此方文竹谈到了于丹教授的定位问题我认为是极其正确的。她应该就是一名引经据典阐述自己的现代人生哲学观念的“学术超女”。

方文竹：易中天教授盛赞于丹教授时，老生常谈说真理总是明白的，其意思是高深的学问总是浅显的。非也！易中天教授讲述的对象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现象。对于学术来说是另一番情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读着像天书；黑格尔学说连德国本国研究生也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令经济学家头疼；胡塞尔的现象学一头雾水。还有福科、德利达、利科等等就像造谜大师。大学问都是神秘难解的，是谜宫，是密码。但它们都证明达到了人类智慧与学术的顶级水平。再说，于丹教授讲述的孔、庄中的有些问题至今还在难解式的争论之中。

盛敏：伟大的智慧虽然都存在于我们目之所视的运动的物中，但表示出真理的层次性、复杂性、结构，尤其是真理的对称因子、文化沉淀物的自然性和命名、指涉、踪迹的梳理和摧毁之后的解构与建立，需要从文本中来复又超于文本之上。是一场穷经晧首的时间角力赛，是理解之后的替补——易中天只能谈到真理的表层展览，涉及到真理从内核如何结构到现象，他是佯装不知道或者避开了一种敬畏的步骤，即只有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一切演绎都是来来往往的复数的艺术，是级限、阐述和模糊的推开步骤，更是修正和价值波动的过程。一句简单地概括似乎与论证和结构化的探寻根本放不到一个层面上。所以说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科、德里达、鲍得里亚、利奥塔、拉康，我国的孔子、庄子、老子，他们的被说出成份即文字中所蕴藏的所指充满了歧义的、可多路阐释的、认知磁场吸力强大的、也可以说存在着破坏起源力量的聚合、交叉、衍射的再结构功能。元语言的产生必然是言语和语言能找到零度的创造线索，或者说丢下了永远待解析的网罟。后人不得不在晦涩、集体意象群聚、修辞关系破碎、思想颠覆力量巨大、模糊性和尖锐性并存中感知到了大师们精心的诱惑和标志着深入大海的文本奥秘。任何简单理解文本就是一种话语的选择是不正确的。文本其实是多种话语的复杂争抢和摆动，是我们殚精竭力的穿入和逃出，甚至是对智慧的绝对磨练和对思想的再次潜入——明白的话语只能是结论性的，但循着演绎之路嗅下去看看，迷宫会折断我们的时间意识中的骸骨。

人文学科的逻辑命数与于丹的致命不足

方文竹：不可否认的是，于丹教授可以称得上大众文化的代码或超级明星。但是，既曰学术“理念”，必然要接受一般理念的检验，更何况于丹教授是堂堂的教授，并且声称回到经典的“原点”，学术抱负不小。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于丹教授至少在两个方面暴露出自身的不足：一，元思想的稀薄与扭曲。二，学术规范的缺席。

我认为，元思想为终极之问，思想的思想，它将人类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并由些扩张开来建构起自己的体系。由此对照，于丹教授是一种实用（儒、道）传统学。但是不要忘记的是，儒、道两家都讲超越，跃上形上层面－－宇宙论。这与古希腊“智慧的时代”对称。我一向认为，理论思维比知识更重要。最高的智慧水平，不是知识的炫耀，而是学理的超拔。

再说学术规范。新儒家那帮人（徐复观等十分推崇道家）对经典当然有某种程度的改写，但由于其深厚的素养，又都是卓然一家，有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自己的体系。体系者，暗含着学术规范的存在。简单地说，学术规范指向学术的学术，“见骨不见血”，是一种抽象而又抽象的东西，这样很可能偏离大众文化的方向。

盛敏：布道者是解释经典之人，信仰经典和传播经典，而不是研究经典。儒家学术是入世之学，同时也是超越入世观点之上的学术。于丹教授面对的对象是大众传媒，是非专业的大众。而且学术界需要的是学术语汇，于丹教授是作文化普及工作的布道者，是演说者。对《论语》的注解和宣讲并不象明、清两代很多使用考据、义理、论证的学者那样，是在完全洞然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砌进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扭曲原思想的枝枝蔓蔓，而是更加系统地打开它们的外延，充实其中与当下甚至未来有着发展趋势的思想踪迹。就如方文竹所说，深厚的素养，来自对文化的词语的反复检验，以及更高形式上的追求理念，既在学术规范的操作之中，又沿着可打破的陈规去扩展更新更深的内涵。于丹教授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真正的学人是以平常心看于丹事件的。我们相信真正的言语活动，我们更相信内涵世界科学的发展。

方文竹：我没有贬损于丹教授的意思，其实，人们都很佩服于丹教授，深感她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人所皆知，于丹教授非常成功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为“学术大众化”“学术普及”探索出新的可能性。于丹教授的功劳主要是传播，那就是大众文化的传播人，大众启蒙的开拓者。适时而发，逢源，灵活，不能说于丹教授有什么学术机巧，但一定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当然，比起于丹教授来，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和易中天可能还要略胜一筹。不可否认的是，时代需要他们！道理很简单：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社会转型期，广大民众的精神真空由谁来填补？

我的意思是，站在民族智慧的最高峰，审视一个民族在新世纪的精神之旅，展望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我们要冷静地检视一下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一路起来的大众文化明星们。

盛敏：作为中年人的偶像，于丹教授个人言语活动获得了空前成功。对大众视野的拷问属于知识分子的权力，还是意识内部的审视？我看尤其在媒介即信息的年代，所谓冷板凳上煎熬学问显得与商品、市场中活跃的流通观念格格不入，它不是即时的眷顾，它是时间分解之后某种残酷的捍卫——捍卫思想结构本身，捍卫科学中最为严肃的科学，即承担传统思想和时代变革中言语活动自身的存在并提供一整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体系。学术大众化问题虽然是一个精神受众更好、更快地接受的问题，但失之偏颇的大众化，必然导致有些学者的输出含有功利的成份，也会把智慧、智力、知识的寓意降格，成为欲望解释的工具，成为转移廉价产品的硬伤。当然，大学问肯定需要大付出，需要一种秩序、一种系统、一种结构化的认知领域。产生大师的时代肯定是大师自己躲开大众信息和政治普及，而进行人类共性上的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探求，有着太多的人类苦难，又有着太多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它肯定是思想之域的历险活动，是无限性的建立、偏离、粉碎、颠覆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背上驭着枯骨，从事远离尘嚣的事业，意味着一个民族是以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巨人为荣，意味着精神财产的永恒性、广袤性。

　　 　　 　　 　　西西弗神话：知识分子精神与使命

盛敏：实际上学术上所有的努力勤奋已经存在好多年了，我们不能从中提取一种陈旧的、愚蠢的“偷懒”技巧，因为不深入研究某个专业中的所有文本，我们就不知道该专业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经常犯了空间上的错误，或者我们看到了空间和时间中我们自己的不足，结果是：把忍耐蹬掉，或找到一个与普通市场有着闪亮接触点的东西。前者是对妥协的认可，后者是学术病毒的扩散。因为前者只是选择了放弃和沉默，而后者却掌握了大众没有掌握的某种信息，成为伪装的文化香草，违背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的存在。急功近利地成为“市场工资”的俘虏，甚至成为蒙蔽大众的话语神力的代表者。这将造成真正的信息和思想在“公共领域”内被彻底埋葬掉。

方文竹：我一直认为，从目前的“于丹热”到先前有人呼吁的“东方文化复兴”，妄图依靠“国学”来拯救灵魂，或“全球化”中的潜台词“西方中心论”等等，都难免成为一种“文化偏至论”。因为，当代文化的出路必须突破“中国（古典）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双重话语权力的制约，即重建真正属于“中国”形态的现代性话语。（见拙文《鲁迅为什么主张不读中国书》），这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必然落在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肩上。

盛敏：谈到一个国家并不是谈到一个国家的地理，而是该国家的人文环境与经济参数暨精英人物，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贡献思想的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珍宝。从认识人类的思想到如何再丰富人类的思想，这其中需要人类付出无限的劳动。短暂的喧哗要么是思想复制的体现，要么是浅显的文化掠影，这代表不了时代的真正意识上的活动和文化的骨骼里的需求。任何一个国家都以本国的精神遗产为荣，从时间效用上它打败了技术物品的短暂统治。所以“人人都是英雄”的时段，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文明风险的时段，也是知识政策与商品过分联系的结果——历史会惩罚这种空洞的喧哗。我想不是大师出现的时代没有来临，而是破碎的世俗见解和物品暴政的影响，是没有人去挑战重重困难，或者说典当自己所有的时间，这也许就是当代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方文竹：英国人宁要莎士比亚，也不要印度的殖民地；德国骄傲的是二十位屹立于人类智慧最高峰的思想巨人：歌德、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哈贝玛斯……；法国人是最优雅、重修养的民族，首先需要三十位诗人、作家；美国当然超级强大，但苦于历史短，缺少文化积淀，是其自卑之处。国人也有宁要《红楼梦》不要长城之说（有意思的是：近期“长城”遇到了挑战）。总之，一个民族要造就自己的大师。而当前的文化态势是“众语喧哗”，“人人都是英雄”，群星灿烂，但缺少巨星。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唤代表一个民族精神的大师的出现何其艰难！真正的大师往往是稀缺的，而这正是一个伟大时代之所需。

我想，这不是题外话。

（于丹，年6月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专业方向：广播电视媒介学。出版《形象品牌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万字。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为央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