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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街巷系列——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一）

作者：焦板儿

尘封的历史还残留着缕缕印痕

上一集说了老成都金河街的历史变迁与民情风貌，提到了成都少城满人的生活状态，今天要说的这条同仁路，同样与清代驻成都的满族八旗有密切的关系。

同仁路资料 　　清朝末年，成都少城内满蒙下层人民生活非常贫困。辛亥革命成功后，成都旗兵与军政府签约交枪。为了安置这些旗人的生活，军政府在城西靠城墙处以支矶石祠宇为基础，拓地盖房，设办“同仁工厂”，招收旗人及家属就业，生产机织线袜、毛巾等，物美价廉，销路很广。民国时期因军阀混战，厂停地卖，今天只留下同仁路这一街名了。

清人吴好山所作《成都竹枝词》云：“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三年秋。”

而今的同仁路分为上、中、下三段，街的两旁树荫下是低矮的平房，从临街的外屋走进旧式院落，内里宽敞，别有小“天地”。街上的小馆子很多，店面小而狭促，但都干干净净，菜品丰富，份量充足，价格实惠，老板笑盈盈的脸，热腾腾的饭菜，即使你钱包不鼓也能轻松自在。

在这条街，能找到许多在繁华闹市中难找到的东西，老号布鞋店里卖着结实的千层底布鞋，整齐有致的旧书店里古籍散着墨香，婷婷文竹，几把竹椅，颇见主人匠心。这里更有都市中不可多得的人情味，哪家有红白喜事或哪家新铺开张，街坊邻里都聚在一起出主意，帮帮忙，一家人的事牵动周围人的心。同仁路这条百年老街告诉人们，它浓浓的人情味在这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中依然温暖着这儿的每家每户，甚至这儿的过客。横贯成都城区东、西的蜀都大道西端，位于通惠门内侧的同仁路，它的名称的由来，与成都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有密切的联系。

清康熙五十七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从荆州调来满蒙旗兵3千人驻于少城，康熙五十九年选留人永驻成都，旗军家眷亦随军而来。到光绪三十年，旗兵后代已发展到户，多人。旗兵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种旗子作标志，其后代人们称其为——“八旗子弟”。

贴几张旧照片补充文字内容

古少城掩藏着多少历史故事

有多少传奇被时光淹没

当年的古城墙已然成了住宅的坚固屋基

古城墙现已是断壁残垣

老照片记录着当年满人的生活面貌（1）

老照片记录着当年满人的生活面貌（2）

老照片记录着当年满人的生活面貌（3）

老照片记录着当年满人的生活面貌（4）

当年的市容及街面场景（1）

当当年的市容及街面场景（2）

底当年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如如今复古是一种时尚生活游戏

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二）

清制规定，满蒙军兵包括军眷及闲散人员一律不得擅离营地，不得务工、务农、经商，不得买房置地，全靠吃皇粮过日子。康乾盛事之后，国势日衰，国库日渐空虚。八旗二百多年的人丁繁殖，到了晚清时期生活陷入困境。很多家没钱买菜，到空地挖野菜吃，遇事当卖衣物的比比皆是。有个姓金的军官，穷得没法，把军服当了糊口，临到会操时没钱取当，便开枪自杀了。因贫困自杀的事情时有所闻。当时还流传有这样的笑话：一个有官位的旗人，暑天到友人家做客，脱下的外衣，被主人从后门送到当铺里拿去当了。客人走时不见衣服，主人便装腔作势骂妻子太不小心，让小偷把客人的衣服盗走了。

旗兵进驻少城之后，在这个称为满城的窄小范围内，很少与汉人往来。四道城门禁止外族人进入。有时汉人误入，多遭毒打，还常与居住城边的汉人发生纠纷。长期以来民族矛盾相当紧张。

年辛亥革命时期，赵尔丰交出总督政权，四川宣布独立，满城内男女老少恐慌万状，怕遭汉人报复。而外地惨杀满人的消息又不断传来，满蒙族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浦殿俊、罗伦约同赵云安一道去会满将军玉崑，商谈和平解决。正在酝酿和平解决方案时，农历10月18日，赵尔丰所带的巡防军哗变，四处抢劫。尹昌衡率部平定乱军，作了军政府都督。尹认为巡防军兵变是赵尔丰唆使，于冬月初三，派兵将赵尔丰从衙门内提出游街示众后斩杀于皇城军政府。赵尔丰被杀后，旗人更是惊恐万分，少城四门日夜紧闭，三营旗兵武装巡逻，库存刀矛亦取出来发给青壮旗丁，只待有变就杀出少城拚个你死我活。军政府也派了士兵防守少城门外。形势十分紧张。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军政府委派两位和平使者——徐子休和周凤翔来到少城，分别会见了满蒙三个协领和士绅陶芝生等人，经过商议，达成了收缴旗武器和优待条件的协议。一场天大的风波幸运的和平度过了。

鉴于满蒙族人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生活贫困又缺乏自立谋生的技能，军政府拨款20万元在西城根修建了一所工厂，收容旗民进厂学艺，使其获得劳动谋生的本领。由于这个工厂体现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平等，一视同仁的精神，故而命名为“同仁工厂”。其所在的街道，随之命名为“同仁路”，这就是街名的来由。

贴几张当年旧照感受历史沧桑

清末旗人的婚娶场面（1）

清末旗人的婚娶场面（2）

清末民国初百姓生活面貌（1）

清末民国初百姓生活面貌（2）

清末民国初百姓生活面貌（3）

清末民国初百姓生活面貌（4）

清末民国初百姓生活面貌（5）

辛亥革命后四川成立军政府

辛亥时期的历史遗物

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三）

《清史稿·兵志》开宗明义地说：“有清以武功定天下。”最后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兵兴者、终以兵败。鸣乎，岂非天哉!”这种逃避具体分析，把兴亡的责任归咎于天，读起来颇与千多年前“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论调可谓异代同谬。但是它却深刻地表明：统治者十分重视武力征服，重视暴力统治。入关以后，各省派驻的驻防八旗便担负着“以武功定天下”的使命。御制《将军箴》说：“八旗禁旅，生聚帝都，日增月盛，分驻寰区，星罗棋布，奕襈良谟”。

以八旗军驻天下交通要道是清王朝的庙谟决策。从女真族的兴起到入关后统治全国，八旗军的武功与“满城”的设置有着紧密的联系。魏源以满族的特征为“城郭士著射猎之国”(《圣武记》卷一)。举凡八旗军驻防之处，均在筑城自守，人们习惯称为“满城”。“满城”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性质上也发生变化。在入关以前，它主要是军事上攻守战备的需要；到统一全国以后，它同时也是清王朝执行旗汉分治的措施之一。通过考察清代成都满城的设置，可以进一步探索旗汉分治的状况。成都“满城”的设置在元代，女真族尚处于“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阶段。到明初，女真族在汉族、朝鲜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迅速进入奴隶社会的门槛，各个部落、氏族集团之间，展开了掠夺奴隶、财富的斗争。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开始各自构筑山寨以自卫。以后由山寨而土城。到努尔哈赤时期便大修“兴京城”，广营宫殿、寺庙了。在频繁的战争中，“满城”始终是八旗军攻守的据点。天命十年(年)努尔哈赤致书科尔沁贝勒鄂也书中说：“苟无城郭，蒙古岂令我安居哉!因我等诸国所持，唯城池也。”

康熙五十七年(年)，开始在成都修筑“满城”(沿袭古少城基地，所以又称“少城”)。由于西藏地区发生蒙古准噶尔部入侵事件，清王朝已开始打算在成都设驻防八旗以镇慑西南了。

康熙五十五年，在西藏地区由于和硕特部的统治与藏族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蒙古准噶尔部乘机偷袭西藏，杀死拉藏汗。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兵数千，前去弹压，遇伏，全军覆没。清庭“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圣武记》卷五)。决定由青海、四川、巴里坤三路出兵进攻准噶尔部。其时巡抚年羹尧奏请在四川设驻防旗兵，“上嘉其实心任事，遣(付)都统法喇率兵赴川协剿。”法喇从荆州驻防八旗拨三千旗兵入川。这批旗兵曾进驻巴塘、里塘、打箭炉等地，藏乱平定，法喇率兵返回成都，康熙六十年奉命留旗兵一千六百人，在成都驻防。最初八旗官兵及眷属共约五千余人，其中满族约占三分之二，蒙古族占三分之一。旗兵共二十四甲，其中满州八旗有十六甲，蒙古八旗有八甲。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之役后，“奏请特设成都将军(全衔称‘镇守成都等处地方将军’)一员，以资镇慑。其权限除内地州县营讯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预外，如松茂、建昌二道所属三府厅州县管理口外士司者，并松潘、建昌二镇，阜和一协及所属管理口外士司者，悉归将军统辖。”

按照清制，驻防八旗将领不能指挥绿营，这也是防止将军的权力过大，互相牵制之术。但成都却是例外，“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清史稿·兵制》)，表明成都驻防八旗有统辖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任务，其地位比较突出。随着驻防八旗人口的增长，编制也时有增补，主要是增加养育兵和余兵的名额，它带有救济贫困旗人的性质。同治以后增添“精锐营”，“振威营”，“新威营”。八旗实行世袭制，兵员只能在他们的后代中挑选。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兵额的需要，实际上只能是半世袭制，大量的旗人成为八旗闲散。辛亥革命前夕，旗人已有二万多人，今日成都地区的满族和蒙古族，绝大部分是他们的后代。

贴几张满城旗人风貌旧照进入历史陈坷

修筑“八旗清兵”的城中之城——“满城”

修筑满城是清王朝执行旗汉分治的措施之一

以武力征服天下的八旗军

胜利者的耀武扬威

古代满族旗人的生活情状（1）

古代满族旗人的生活情状（2）

古代满族旗人的生活情状（3）

古代满族旗人的生活情状（4）

古代满族旗人的生活情状（5）

近代满族旗人的生活情状（1）

近代满族旗人的生活情状（2）

同仁路的历史由来（四）接上篇说说成都满城当年的基本情状。

成都的“满城”及营房是由四川省各州县官民捐资修筑的，位于大城的西南隅，城周长约四里五分，城墙高约一丈四尺，全城为一矩形，其范围东西从今红光路口沿东城根街一线；南部为南较场，约今省军区驻地；西面靠同仁路以西一线，北面为红光路一线。

驻防八旗是军事体制，因此，满城的设施恰如一座大军营。军事机构如衙署、营房、盘查哨卡、军械、火药库房、练兵场等占着绝对主要的地位，此外有储备钱粮的库房和各种庙宇和祠堂。“满城”内无商业和手工业户，因而在经济生活上尚需仰给于大城。八旗官兵的营房(即官街和兵街)按照清制，八旗军在屯驻、行军、演习、狩猎、祭祀上，各旗都有固定的方向和位置的“各照方向，不许错乱”，如正黄、镶黄旗居北方；正红、镶红旗居西方；正白、镶白旗居东方；正蓝、镶蓝旗居南方。同时又分左翼东四旗(即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和右翼西四旗(即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据说这是按照五行相克的原理来制定的。譬如东方属木，由于白色代表金，白旗驻东方便是金克木；西方属金，由于红色代表火，红旗驻西方就是火克金。余类推。八旗军在作战和进行其它活动中，为了避免壅塞和混乱，严格要求各旗按照一定的方位行动。至于五行相克的原理，只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为便于执行军事纪律添上一些迷信色彩而已。成都“满城”的官兵营房就是按照上述方位的规定来布局的，共有官街八条，兵街四十二条。大体以今长顺街为线，以东是左翼东四旗，以西是右翼西四旗。“满城”内的街道(旧称胡同)并不是像现在一排排整齐的铺面。而是疏落有致的庭院，每条胡同划分为四十多小庭院、每家约占地一至二亩(又称甲地)，内修住房三间，余下的空坝，多种上花果竹木，四周有围墙，这些单独的小庭院鳞次栉比，形成了“满城”的胡同街区结构。

八旗的各级指挥部均称衙门，从将军到佐领，防御，骁骑校均设置衙门，实际上佐领以上的衙门不过是一个办公室而已。由于成都将军兼管绿营，因而在大城内设有军标付将衙门(拐枣树街)，军标左都司衙门(西顺城街)、军标右守备衙门(鼓楼街)专管绿营的事务。将军衙门(今胜利西路军区招待所)，乾隆四十一年初置将军，即设衙门于此，同治七年将军崇实扩建门庭。大门前有高大的照壁，两旁有栅栏式的东、西辕门，分别悬挂“望重西南”，“声敫(扬)中外”的巨匾，大堂前矗立牌坊一座，上题满汉文对照“控驭岩疆”四字，表明它是西南的军事重镇。副都统衙门(今商业街省委所在地)。乾隆四十一年前，成都驻防八旗以副都统为首领，设将军后，副都统地位下降，主管军事训练。清人周洵在《蜀海丛谈·总督、将军、都统、提督、学政》中说：副都统衙门仅有兵丁数十人，往来公务较少，以致“门可罗雀”，同治九年增修，并设暖阁。此外有左司衙门，右司衙门，理事同知衙门等。满城内警戒森严，哨卡林立，每个城门设盘查厅，并在交通要道，水栅设卡子房十二所，平时各甲还派出旗兵，巡查来往可疑现象。辛亥革命以后，“满城”内的房舍几乎全部改建，城墙、衙署、寺庙已陆续拆除，唯街道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原貌。

景点导游图

宽窄巷子景区入口之一

宽窄巷子景区的另一入口

老街巷的旧时风貌（1）

老街巷的旧时风貌（2）

老街巷的旧时风貌（3）

老街巷的旧时风貌（4）

老街巷的旧时风貌（5）

老街巷的旧时风貌（6）

老街巷的旧时风貌（7）老照片展示当年满城旗人的生活状态红砂石雕水缸也是一件古色景物古色古香与现代时尚融为一体

这里令人流连忘返（1）

这里令人流连忘返（2）这里令人流连忘返（3）

灯火辉煌的夜成都

同仁路的历史由来（五）

贴几张满族八旗的标准图案

满清八旗的旗形与图案

八旗的王爷及军队首领

八旗军勇的装束

八旗兵丁的装束八旗子弟学生的统一装束

旗人家眷的生活状况旧照

正府街上忆当年（上）

作者：焦板儿

秦代之后成都设县唐代形成“一府二县”的格局

老成都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有这样的介绍：两千多年前，秦国灭蜀，成都设县。到唐朝前期，成都县东部被划出，另设华阳县。到了清代，成都、华阳两县以城内暑袜街、青石桥一线为界，街心以东属华阳县，街心以西属成都县。华阳县衙门在正府街，成都县衙门在署前街。从此，成都这座历史名城“一府二县”的格局维持到了民国时期。这一片区在历史上曾经是成都官府衙门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所以，正府街是因清代成都府的知府衙门设此得名。还有一条西府街也是因为位于正府街——“成都府”的西边而得名，此街现分为南街、北街。清代的成都府知府衙门当时管辖十六州县，即成——成都、华——华阳、简——简阳、崇——崇宁、汉——广汉）、温——温江、郫——郫县、崇——崇庆、新——新繁、灌——灌县、新——新津、新——新都、彭——彭县、双——双流、什——什邡、金——金堂县十六县，起初没有设市政府一级机构，各省省城，都有首府首县。成都府和成都县、华阳县即为四川的首府首县。府县本身已有不少事要办，每天还得承办总督、巡抚交下来的军政事宜。所以在清代，每天一早，天还未亮，成都知府，成都、华阳知县，就带着人夫轿马飞奔上院——指总督衙门，位置偏南——因称南院。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挑着衣服箱子、伙食担子，以备添衣进餐。原因在于见总督之后，要承办之事可能甚多，就在督院签押房办公，到深夜才能回衙。成都府本身的内外公务，则由辅佐知府的同知、通判等承办主稿、问案事宜。成都、华阳两县的事，则由辅佐知县的县丞、典史等官员承办。即使这样，府县之事繁杂，仍忙不过来，于是成都府又设立办事处，故除有正府街的府衙门外，另在东府街、南府街、西府街设立府衙——正府街偏北，故不设北府街——承办公务。遇到重大案件，辅佐官员承办不了，才提交知府判断。在旧时，有的人在府衙打了几年官司，过堂若干遍，真到判决下来，还没见过知府呢。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宋成都府衙（在今正府街）西北二里有诸葛亮故宅，并说，诸葛亮的读书台和唐修的乘烟观都在故宅附近.清代人附和这个说法。

还有人说诸葛亮府就在正府街。清代一直流传的说法是：刘备、诸葛亮在成都的办公地点就是在现正府街的成都府衙——辛亥革命后已拆除，衙门旧址应在现人民中路的路面上——其住宅也在其内，分别筑有观星台以观天象。清代一些怀古诗词，也大写特写正府街的观星台。其实完全是附会。因古蜀、两汉、[三国]、晋、唐、[五代]时的帝王宫殿和驻蜀最高长官官衙均在皇城（现天府广场科技馆位置）。唐末宋初，皇城被焚，宋代的成都府衙才在现正府街修建，明、清两代府衙也设在这里，于是就被后人误认。贴几张图照补充文字内容

出土文物描述的川西农耕场景（拓片1）

出土文物描述的川西农耕场景（拓片2）

清末、民国初期的城市中心街区

民国时期成都西北依然沿袭县制

府衙后院（照片1）

府衙后院（照片2）

府衙后院（照片3）

华阳县衙遗址（旧照）

川西丰水不做假挖地三尺现清泉

典型的川西风情（特写）

正府街上忆当年（中）

这条街在我童年时有过很深的印象。记得母亲有一位远房本家姐姐住在这里，两家走动很是密切，每逢进城办事或闲游都要到她家里坐坐，摆会儿龙门阵。这位本家姐姐在老家是老幺，妈妈叫她“幺姐”，我自然就叫她“幺姨妈”。幺姨妈家在成都市中心的一条小巷子里，巷口连接着的街就叫正府街——成都话叫作“正府垓（gai)”。正府街是一条不长也不宽的小街，因为当时不算是主干道，机动车辆很少开上这条街。正府街虽小却很重要，算起来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听长辈们讲过，唐朝开始，成都县东部被划分出去，设为华阳县，华阳县的县衙就在正府街。之后，正府街一直是成都官府部门最集中的地方，沿袭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幺姨与姨父工作的四川省高级法院，也设在正府街上。每次到幺姨妈家玩，走在正府街平平的石板路上，看着街上回家的人们舒适惬意的表情，仿佛抖掉了在外面忙碌一天的焦躁与紧张，融进正府街慢条斯理、轻松闲适的氛围中。街上小百货店是深酱色的木板门，早上店员把一块块木板从店前地上浅浅的木槽上卸下，店铺的门脸完全敞开，晚上再将木板一块块放回去。店员们秉承老式和气生财的经商作风，我这么个小人无事钻进店里，他们也会问：“小朋友，想要买点什么？我给你拿。”一家烟铺窗户洞开，一张很大的木制橫格板竖在里面，上面排列着花花绿绿各种牌子的香烟，店员守在窗口，要什么烟拿什么烟。烟铺不像其他铺子那么正规，不过是普通住户开了一扇窗卖烟，后面就是他们的住所。卖烟的人，今天是老奶奶，明天是小阿姨，一边守着烟摊，一边干着自己的家务活。正府街中间有一条小巷通到南面的西玉龙街。西玉龙街上有一家陈麻婆豆腐店，那时候除了它家没有别家卖麻婆豆腐。现在成都的麻婆豆腐店遍地开花，但西玉龙街的麻婆豆腐仍是公认最正宗的。正府街西边出去左拐通到骡马市。骡马市最早是交易骡马的地方，后来因连接成都几条繁华的街道，成为街区的名字。骡马市上有一家小饭店，它的招牌菜粉蒸肉很出名。在那个年代，许多人还没有下馆子的能力和风气，我们去幺姨家妈的时候，偶尔住在那里，都是在家里做饭吃，最多是端个搪瓷盅盅走到西玉龙街买一毛钱一碗的麻婆豆腐，或者走到骡马市买四毛一碗的粉蒸肉。端着饭店的菜，一路走一路闻着碗里的香气回家，那一天就是节日。

贴几张老城街巷旧照片唤起往昔记忆

这是一张百年前的老成都城区图

小巷深处寻觅着旧时家园旧时场景犹如在昨天重温那逝去的土木住宅建筑

这样的光景也许在梦中可见

依稀保留一点旧时的痕迹

这些老宅还残留在新建高楼的包围中

难得一见的老街商铺景观千年古树见证着世纪的沧桑

正府街上忆当年（下）

作者：焦板儿

幽巷深处百姓人家

正府街上忆当年（下）作者：焦板儿

幽巷深处百姓人家

正府街上忆当年（下）

正府街的早点铺分布在角角落落，各家有各家的招牌点心。这家用红糖油炸出糖油果子，一串四五个穿在竹签上，油光滚圆，架在油锅边的滤网上，香气勾人；那家的籽籽汤圆蛋香甜可口，一只青花小碗配一把瓷勺，碗里内容好丰富，籽籽汤圆、蛋花、醪糟在羹里荡漾，吃下去是暖心暖肺的甜美热乎。在正府街，连早点铺都不会让人失望。我更渴望的是从爸爸妈妈那里要几分钱，到书摊坐上半天。书摊是出租小人书的地方，所有书的封面都取下粘在一张大牛皮纸上，挂在墙上，看什么书只管指着封面索要，租书的人根据封面的号码，到书箱里寻找。一本书一分钱，随你看多久。书摊边是一张张小板凳，看书的人围坐在四周。不只是小孩才看小人书，一半以上的读者都是成年人哦。正府街两头出去都是大街，大街上是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街中间交错的枝桠下悬挂着几股粗大的电线，那是被我叫作“毛根儿车”的公共电车的专用电线。电车的喇叭声听起来与其他汽车的喇叭声不一样，它响亮到足以提醒行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却不唐突刺耳，如同一个守礼且懂得分寸的邻居，显出与城市共生的相互体贴和相濡以沫的融洽。进了小巷去幺姨家要拐两三个弯。小巷两边的墙上挂了长长的粗铁丝，上面晾晒着一张张桌面大的薄纸壳，我们就在纸壳的夹道中进进出出。我妈说那是街道工厂做纸箱、纸盒用的纸壳。墙上的纸壳似乎提醒着人们，在小巷深处看不见的地方，有许多普通市民为了每一天的生活，像蚂蚁、蜜蜂一样认真勤勉地工作着。幺姨妈家在一个四方院落，正屋的两间房是幺姨家的，房间阔大，房顶高而暗，可以想见以前大户人家住在这里的气象。院里住了好几户人家，倒座的位置有一小块带顶棚的空地，是几家人合用的厨房。紧邻厨房那家人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年龄，我常去他家玩。有一次他们吃一种长圆的瓜，切给我一牙。此瓜果肉金黄甜软，中间是黑色的籽，吃完剩下薄薄的皮。差不多过了二十年，我在别的城市吃到这种瓜，才确定下它的名字——木瓜。成都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在和暖的天气里，常见正府街两旁的居民把竹椅搬出来，坐在街上闲谈、小憩。那一个个坐靠在竹躺椅上打扇、喝茶的男男女女，显然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不愧是天府之国，即使在全中国都很贫困的年代，成都还是具有一种安泰、悠闲的气氛。多年后我们再来审视这里，正府街早已是面目全非，成都也变得像全国其他城市一样，现代时尚，而它自己的特色倒是越来越淡了。(全篇完)

贴几张老照片感受一下当年的生活场景鸟瞰成都街巷民居一角

老街小巷（老照片）

吃饭摆在家门口很平常

雨天进城卖菜的农民

累了歇歇脚一毛钱喝盘盖碗茶

过年了家家都要磨点汤圆粉

过年了百货公司下街道服务

修缮后的老街复原面貌复原的老街成了市民游览的场所

仿明清风格的旧门庭

老院子修葺后也有些旧时的味道

毕竟是仿有点遗憾也不足为怪

巷子口站在雨中摆家常邻街的小白鸽也来看稀奇

钟兆武是南坑村目前唯一的村民，入夜后需要他养的狗壮胆。

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北义城乡西黄石村人去村空。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说，过去10年全国每天消失80~个自然村。

这是一个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小山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31座蓝砖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因为一口洁净的池塘，它得名南坑村。这个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时有多口人的山村，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一家家搬离了村庄。

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

近日，都市快报记者来到南坑村，希望从它的盛衰中，发现成千上万正在消失或已经消亡村落的命运轨迹。

人退，野猪进

清晨6时，山里的天空蒙蒙亮，钟兆武家的狗“阿黄”突然吠了两声。钟兆武打开房门，探出头，向院子里张望，没发现什么异常。

家里的两只母鸡趁他开门间隙，跑到院子里“咯咯”叫起来。南坑村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村里除了钟兆武之外，一条狗和两只鸡，是这个村庄里仅剩下的活物。

南坑村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从安义县城往北沿着山路行25公里，就到了这里。

不熟悉路的司机，只要沿着宽阔平整的水泥路，一直往山里走，就可以找到村庄。

天色渐渐转亮，钟兆武洗刷完毕，收拾灶台，煮了两大碗面条，就着咸菜吃个精光。饭毕，他扛起锄头穿过门前的小溪，来到村前一处坡地。

“这些该杀的，又来祸害了。”他骂的是山林里繁盛的野猪，它们赶在黎明前，从山林下到田地，糟蹋了钟兆武刚种下的土豆和大蒜苗。

钟兆武知道，和野猪家族相比，人要在这里生存，越来越不占有优势。

20年前，情形完全相反，那时寻三天也发现不了野猪踪影。

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靠木材销售成为安义县最富裕的村子。但随着山上的树越砍越少，国家开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合水村财路断了。

人均不到两分的耕地，无法养活南坑村一家家张着嘴吃饭的人，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谋生。

经过10多年的村民迁移，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钟兆武一人。

11个自然村

每个村平均不到8口人

到年底，南坑村本来还有两户人家，4口人，即钟兆武夫妇和（合水村）村支书钟兆柳夫妇。

当年，钟兆柳夫妇搬到了安义县城，再没回来。次年，钟兆武的妻子徐毛妹也被小儿子接到县城，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孙女。

钟兆武已记不得哪一年走了第一户村民，但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和年，村里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从而引发搬家潮。

“先是年轻人出去，后来四五十岁的人也跟着出去了，再后来，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接走。”第一户村民离开时，钟兆武还给这家远房的堂哥买了一挂鞭炮燃放送行，预祝他生活步步高升。

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这年年底，搬家的村民越来越多，村里走掉了一半人家。

搬走的村民，大部分远走甘肃、广东、浙江等异乡，男人多做架子工或泥工，女人则进了工厂。再后来，村里有人带头做起铝合金安装生意，并带动了全村。

一些外出青壮年挣到钱后在县城买了房子，将父母和子女接去居住，老家的房子也就慢慢遗弃了。

年，第二波村民打工潮来临时，钟兆武的小儿子钟印水也离开了家，跟随堂哥到甘肃武威市做起了铝合金安装生意。小儿子的重庆籍媳妇在家守了半年，终忍不住山村的清贫，随夫而去。次年，未成家的大儿子钟欠水偷偷远赴广东打工。

熟悉村情的钟兆柳说，合水村有11个自然村，共计口人，而现在留在村里的不到80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每个自然村平均不到8人。

几代人相传的岳家拳

和社戏、舞狮一样失传了

10月25日中午，钟兆武在田间补种被野猪捣毁的土豆苗，回忆这些年发生的大事时，一脸的平静。

午饭过后，忙完农活，钟兆武要带都市快报记者到村里走走。

虽是秋季枯水期，汩汩的溪水仍流淌不止。沿着一条平整的水泥路上行，一栋栋木房和砖混结构的民房均大门紧锁，一些经不起风吹雨淋的已坍塌。

“这是我哥哥家的，这是村支书的，这是我大堂叔的……”钟兆武64年的全部记忆，都依托于这个行将消失的村庄，即使对于已经搬走20多年的人，他仍能详细地说出模样和脾性。

村尽头是钟家祠堂。和那些破败失去颜色的老宅相比，这个被刻意修缮的房子鲜亮得多。不过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已被蜘蛛网占领。

在这里，钟兆武说起了村庄的历史：清朝末年，兵荒马乱，一户钟姓人家从浙江丽水躲避战乱来到这里，看此处山清水秀，便安顿下来。到了钟兆武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一代。村里出过最大的官就是村支书。

村史没有成书，口口相传了上百年。

对于钟兆武，村里的祠堂、池塘、小溪和晒谷场等都能勾起一段抹不去的回忆。

钟兆武说到了村里曾盛行几十年的岳家拳。

南坑村在早年曾盛行习武，练习岳家拳法。村里的每一个男丁都会耍上几招。农闲时节，村里10多个从7岁到20岁不等的孩子，会在晒谷场上聚集，跟着大人一招一式练习拳术。

岳家拳也跟随钟氏家族流传了好几代，很长一段时间，因有武功在身，钟氏家族很少被人欺负，甚至在集体分田和分山林时，钟家人都有相当的话语权。

但经历了几代钟家人的岳家拳，最后和村里每年热闹的社戏、舞狮一样，被风吹走，只留在记忆中。

“孩子都不学了，忙着挣钱去了。”说到失传的武术，钟兆武有些伤感。

住在县城的哥哥钟兆文年轻时也会一身拳脚，但几十年没有活动筋骨的习惯了。“那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在钟兆文眼中，岳家拳失传是一种必然，因为再没有年轻人对它有兴趣。

骑车到2公里外接听手机

没有他人的村落，常常寂静得让钟兆武发慌。

每到这时，他会打开陪伴三年的收音机，调到有杂音的电台让里面的人大声说话。或者，吃过晚饭打开电视，让“声音”回到他的世界。

每十天半个月，他还有一个期待，就是等待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打电话回家。

这天，小儿子钟印水从甘肃打回电话。

因山里手机信号不好，钟兆武骑车到2公里外去接听。儿子担心浪费父亲话费，重新拨了过来。

儿子本是来问候父亲的，可话没说两句，两人就吵翻了。

“这个逆子，还威胁我（他）再不回来。”父子俩围绕父亲是否应该去县城和母亲团聚的事争执不下。

钟兆武拒绝到城里住的理由有：地里棉花要摘，城里花销大，在城里住不惯。

被惹恼的钟印水最后抛下一句话，如果不到县城去住，就（让老爸）一个人待在家里过年，他们是不会回去的。

钟兆武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对着电话用当地方言大声呵斥儿子，却发现电话已经挂断。

这晚，他赌气连晚饭都没做，一个人闷闷地坐着发呆。

“想想，我脾气也大了，孩子本来好意打电话，被我骂走了。”事后，他有些后悔。

针对这次矛盾，钟印水认为父亲太固执，有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让村里长辈戳小辈的脊梁骨，他有些不甘。

钟印水承认他和妻儿确实不想再回到老宅生活，“因为那里要什么没什么”。

钟兆武心里也明白，让儿子们回到农村并不现实。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再靠这里的土地刨食过生活，对土地早失去了眷恋。

钟兆武清楚地记得，村民搬走后，起初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村民会回到村里在老宅门口贴上对联，放一挂鞭炮。再后来，连这样象征人丁兴旺的事也免做了。

钟兆柳说，以前过年还能热闹一阵的小村庄，现在一年四季都冷清。南坑村就像他，一日比一日衰老，走向应有的归宿。

族人离世才有一次家族聚会

村子里的人走光后，土地便闲置起来，钟兆武接手这些土地，种上水稻和旱地作物。

今年雨水充沛，但近两亩的稻田，秋收时只收到斤稻谷。野猪又一次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虽然会几招岳家拳，但钟兆武还是不敢进攻它们，只能将它们从稻田赶走。

钟兆武承认南坑村正在消失。他觉得一座座失去了主人眷顾的房子似乎只等坍塌的那一刻。

不过村里一年中还是会迎来一两次热闹。那就是外出的人离世后，要落叶归根的时刻。

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钟兆武离家5年的嫂子赛火莲，被丈夫和孩子用一辆面包车从县城拉回家。

大哥告诉他，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已时日不多。为满足她的心愿，将她送回老家。

一个月后，嫂子在已经倒塌半边房屋的老宅中断气。

钟兆武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家里才会通知远在外地的家族、亲戚，只有这时才是一次难得的家族聚会，年轻人会回到老宅住上几晚，忙完事后匆忙各奔东西。

这样的聚会，每一次都有些悲凉。

“只剩下一个空房，怪瘆人的，住着害怕。”已经搬到城里居住7年的钟伟奇，在铝合金安装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后，和很多南坑村同龄人一样，一年难得有一次回家。对他来说，老宅只是名义上的出生地而已。

又一次入夜，到了睡觉时间。钟兆武脱衣上床后，“阿黄”安静地趴在床边，寸步不离主人。

钟兆武说，“阿黄”怕夜晚，喜欢挨人。“我也需要它来壮胆。”(来源：都市快报)

10月25日，从江西省安义县（地处赣西北）新民乡政府到合水村，十多公里的乡村公路上几乎遇不到什么人。

“越往山里走，人越少。”合水村书记钟兆柳将面包车开到时速60公里。

合水村下辖的11个自然村，原本有村民人，现居住人口不足80人（平均每个自然村不足8人）。

新民乡乡长钟伟安说，新民乡有1.3万人，在国家封山育林后，很多村庄因为田地少，村民结伴外出打工，最多时外出打工人员达到四五千人之多，造成了大量的“空心村”。原本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庄，现在很多只剩下两三户人家，且留守的都是老人。

新民乡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空心村”？没有做过统计，但钟伟安估计超过三分之二的村都是。

全县25万人10万人外出务工经商

面包车到了合水村的行政办公楼，4个老人在村民活动室围成一桌摸牌消磨时光。

记者先后走访了合水村（行政村）的5个自然村、合水村周边的吊钟行政村和塘边行政村，调查村庄人数和留守的村民。

吊钟村原有多个村民，现居住不足人；塘边村有名村民，现居住不到人。

合水村村委主任帅伟绅说，合水村多个立村一二百年的自然村，在10年内陆续成为“空心村”，其中一个原本有10多户村民的村庄已整体荒废，成为无人村。

已担任12年村主任的帅伟绅说，合水村、吊钟村和塘边村的“空心”现象，并不是独有，这在安义县10个乡镇都存在，有些地方更为严重。

安义县民政局的一份关于农村老龄人口抽查证实了帅伟绅的话。这份对全县40个自然村的抽查结果显示，“空心村”所占比例相当大。

安义县民政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空心村”在江西很多地方存在，有的地方比安义县还严重。

一份材料显示：安义县25万人口中有10万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赚钱后在县城购房，或在农村修建新房。不过新建的楼房大半关门闭户，一年中只有过年才会有人住上几天。

病了就自己扛着

合水村观坪自然村一个77岁的老人去世后三天，才被邻居74岁的戴文和老伴帅伟莲发现。

“几天没看他出门，担心他病了没人知道。”戴文从窗户上看到老人躺在床上，喊了几声却不见回应，有些慌。他喊来村委会主任帅伟绅帮忙，等众人打开老人房门，发现老人已死亡多日。

“死了至少有三天，房间都有臭味了。”帅伟绅随后通知老人外出打工的两个儿子，两天后，他们才赶回家中。最后尸检证实老人是疾病突发，自然死亡。

观坪村原有57户村民，现在只有3户7个老人居住。“患病了，床头连一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有时腿一蹬就走了，家里人都不知道。”帅伟绅对他们的凄凉晚年同情不已。

戴文说，这些人家有的已经10多年没有人居住，有的仅在过年时才住几天人。

观坪村居住的7个老人中，最小的有64岁，最大的有80多岁。“老了什么也做不了，平常就忙活点吃的。”村里7个老人，每人身体都有病疼。

戴文双腿患有严重的风湿，还有高血压，两天不吃药血压就高。老伴帅伟莲有心绞痛病，活动多了就发作。“有病了就自己扛着，活一天算一天。”戴文说。

小学办不下去了着火找不到人救

10月25日，记者踏访观坪村发现，村里很多房屋大门紧锁，一些已经破败不堪。

坏人会瞅准空心村仅剩下老人进行盗窃。为维护村庄的安宁，村干部不得不将已经古稀的老人组织起来在村里巡逻。

“他们自己生活都有问题，哪能对付贼？只是起些震慑作用罢了。”钟兆柳说。

年，山林起火，村干部敲锣打鼓，也只找到几十个能上山救火的人。“全是老人，走都走不动，怎么去灭火？”说起那次经历，钟兆柳很感慨。

塘边村书记钟式乾说，合水村、塘边村等村庄人少了，地荒了不少。山上的野猪也多了起来，经常下山糟蹋庄稼，地越荒越多。

“空心村”的学校因学生人数大量减少，很多办不下去了。合水村小学在年停办，吊钟小学年只有6个学生，老师只有一个，面临停办的危险。

一些曾经人丁兴旺的古老村庄，随着年轻人外出，许多古老的文化传统逐渐消失，一些地方已很多年不再舞龙狮、玩龙灯、唱社戏了。

随着村民减少，教育、医疗、治安等公共资源日益衰弱。村里卫生所一天不如一天，老人看病也不方便。公共服务跟不上，又造成更多村民外出，如此恶性循环。

要想村庄不消失，需要有产业支撑

尽管有很多问题存在，一些老人还是愿意呆着村里。

戴文和南坑村的钟兆武就是典型，他们认为村里空气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再冷清也比居住在城里安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曾给消亡的村庄这样定义——如果一个村庄剩的户数和人数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红白大事凑不起办事的人手，现有适龄年轻人在村里找不下对象，后辈年轻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这个村庄也就“不亡而待尽”了。

钟兆柳很赞同他的话。怎样不让这些“空心村”消亡，重焕生机？钟兆柳说需要有产业支撑。

他曾三次到江西婺源去考察那里的古村落旅游，最大的愿望是将“和婺源条件相似”的合水村复制成另一个婺源。

他现在正忙着寻找投资人。“希望在这些村落消失前，能有贵人出现。”(来源：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