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文我的初衷和本意是，以刘杰先生的新闻作品作为例证，阐述新闻的思想性意义并就加强思想意识、挖掘新闻的深度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今天的讲座没有什么指导价值，纯粹是个人的感想，没有系统性和条理性，而是发散性进行，目的是与大家交流。
至于刘杰，大家知道。刘杰先生现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人民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站长。他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认识。这样也好，使我直接面对作品本身。这样就可以少了先入之见。
刘杰由于自己的位子主要是搞重点报道，重点报道当然与思想性结缘。但更多的记者都是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哪有那么多的机会搞重点报道呢？因此我们讲的思想性主要是从一般性的普通新闻出发。
记得一位资深专家说过，思想也可以成为新闻。此话初听起来一头雾水：抽象的思想怎能跟作为新近事实报道的新闻是一回事？一般认为，新闻是易碎品，思想似乎是学者和哲人的专利。在新闻行业，长期以来，一般公认的新闻有三大特点：
一是时效性：快速，新近事实的报道就是要快，一般还有具体的时间限定。
二是可读性：通俗，新闻的对象是普通大众，你所写的新闻稿一定要让人看得懂。
三是针对性：新闻给大众提供的是信息，知识，人们想知道的事件。每一家媒体都有着特定的读者群。
一般说来，适宜表达思想性的新闻体裁主要是：深度报道，分析性消息，社会观察通讯，非事件性消息，等。其实，在正常的消息和通讯中也可以见出思想性，而且更显示出一位记者的功力。
细究起来，你就会发现：高出一筹的新闻总是带有思想性(这里要将思想与思想性区别开来)，思想性被纳入新闻创造系统工程——选材、角度、文体、思辨、主题深浅、主体境界、影响史——之中。跳出新闻看新闻，新闻的思想性创造出一种超越式的新闻品格。可以这样说，有无思想性，是一个记者的能力高下的区分。
名记者，新华社原对外部主任芮菀如说：“好新闻首先要有深刻的思想，要有记者的正确洞察力，要有对事物的本质的深切了解和分析。”她还说新闻写作最重要的技巧是“思想的技巧”。
刘明华、徐泓著《新闻写作教程》一书也认为：如果没有思相观点，就找不到新闻，写不出报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思想已成为一个记者的品牌。
下面来探讨思想性新闻的典范：刘杰作品。
笔者通读了刘杰的新著——新闻作品集《重点报道》，这本书大家都发了。通读了这本大著，我感到刘杰所写的都是人们尤其是广大新闻工作者都知道且大都写过的新闻事实，但为什么在众多优秀记者中“高出一筹”呢？我认为正是其作品中的思想性力量。对于刘杰新闻作品之优异，早有众多新闻行家、老总高论叠出，这里我只能自选一个角度。
我曾将所有的记者相对区分为信息记者与问题记者。信息记者以捕捉信息类新闻为主，占记者主体，它涌现的主要是名记者。而问题记者就是思想型记者，占记者中少数，它造就的主要是大记者。作为负责报道安徽省全局的中央大报记者，面对一个大省庞大的新闻资源，掌握新闻新信息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信息背后的“地形图”，即问题和思考更符合大记者的心性和操作方式。在众多的表达方式——新闻的，文学的，艺术的，理论的方式中，新闻真正成为刘杰的“工具理性”。
思想既是一种识见、感悟、世界观体系，也是一种视野、胸襟、角度、内在主体性。像刘杰这样的大记者，思想性首先体现为一种主题立意——谱写宏观视野中的时代篇章，刘杰进行和体现的是新闻式的宏大叙事及叙事风格：大局，全局，重大，典型，主旋律，恢宏，时代，全省，全国，高远，中心，深厚，等。“重点报道是党报的支撑点。”重点报道与宏大叙事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刘杰报道的全局性重大题材主要有：抗洪抢险，农村税费改革，科技，旅游，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城乡创建，改革发展，等。有消息，这些较为有名的篇目有《安徽发展工业严把“生态大门”》、《安徽实施“两小战略”富民强省》等等；有通讯，如《安徽：工业化锻造发展脊梁》、《大局为重人民至上》、《绿了山肥了田富了民》等等；在特稿中，刘杰直接提炼出思想性主题，如《郭金龙：求实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形象》、《孙金龙：不干事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等。《安徽商报》总编辑吴龙将这类报道誉为“站得高，挖得深，看得远，做得精”。我想，没有一番思考的功夫是做不出来的。难怪，工人日报记者孙玉春说刘杰的脑海里装了很多“问号”。“问号”就是思考，就是追问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并不断将这种追问向纵深发展。刘杰的成功印证了大记者艾丰的名言：“当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其实，就刘杰所处的位置与所担负的职责来说，他应该是在“省长”与“总理”之间，所以“胸有全局”是其当记者的“最大的感受”(他有一篇谈做记者体会的文章叫《胸有全局还须勤》)。在这里，刘杰找到了适宜自身的最佳思维方法——总体性。总体性是福科以前的哲学传统，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得到集中体现，在后现代语境，尽管它遭到各种攻击，后现代讲究无中心无集中和零散化、碎片化，但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总体性仍显示出它的实践品格。这是西方哲学史知识，到此为止吧。
除了总体性思维，刘杰的新闻作品处处贯穿着辩证思维方法，精妙地找到了“新闻眼”，从而深刻地挖掘出了新闻事实背后的内容意义。如《黄山景点在“轮休”》中的“轮休”可不是一般的休息，今日的“闲”是为了日后的更“忙”。这样的篇章不胜枚举：《“星级厕所”看文明》、《“监督就是支持”》、《“热锭冷砸”的思考》、《“大老板”为何不配“大哥大”》、《合肥：“形象工程”伸进小巷深处》等。
哲学是思想的精髓。思想从事实中跳出了一级，哲学又从思想里跳出了一级。《荣事达的哲学大视野》中新闻事实与哲学思想已经水乳交融，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取得事业成功——荣事达10年奋斗历程的事实成为哲学思想的“形象图解”。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点评”：它“跳出了一般反映一个企业发展历程的套路，而把文章做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改革和发展上，立意高，角度新”。由此，范总想到：“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要时刻想到‘高出一筹’。如何才能高出一筹？是重要的是要站在‘制高点’上来观察、分析、认识问题。这个制高点就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指导改革和发展。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同样是大企业，《看“扬子”怎样夺魁》报道中国扬子电气公司如何敢于并善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依靠团结和实干、科技和人才，争第一、创一流而夺魁，并不断地追求无止境的理想境界。《人民日报》编者认为，这篇报道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应当有什么样的企业形象和企业精神”这个问题。可见，思想性就这样出来了。
思想永远高于或优于事实。一个优秀的记者往往在这条路子上高于一筹。
再举一下本报记者的例子。本报记者部主任李森发于本报年8月26日的一篇报道《为了生命的绿色》，它写的是绩溪县以生态经济理念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它被评为安徽经济新闻奖年度一等奖，收入了《获奖作品选》。它的成功在哪里呢？它不是紧盯着大量的新闻事实就事论事地写新兴的绿色产业，而是写绿色背后的人，这就是“生命的绿色”，因此挖掘出了深度和时代主题，超出了大量的同类报道，获一等奖名到实归。我认为，思想观点来源于新闻事实和记者的论证策略。李森的这篇报道就是这样做的，并给我们以启示。
思想性就是张扬人的主体性(尽管后现代摈弃主体性，但主体性是存在的，“摈弃”本身也是一种主体性)。在主体性中，既曰“思想”，就要独立思考，没有独特性的思想不叫思想，没有个性的思想不叫思想，要有自己的发现、判断和推理，并形成自身的判断体系。刘杰的本事在于将“中央方针政策，人民日报的导向和意图与当地有特色的工作(新闻价值)结合起来”，辅之以自身的独特发现和报道方式，在求实的同时求新求异，以达到影响受众、指导受众的目的。《引导农民唱主角》在不算什么大事的千余字报道中，作者独特地揭示了在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中，政府要“变保姆式扶持为教练式引导”，从而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大主题。此类的佳作还有《安徽改革乡镇财政管理方式》、《安徽实施“两小战略”富民强省》、《马鞍山市公用事业“一手托四家”》、《让带“长”的顶岗》、《淮南建设节能省地型居民小区》等。
思想的现实力量体现于创新思维、超常思维，它能让信息“增殖”，发生意想不到的创获。《安徽：东向谋势图崛起》报道如何定位安徽，让相对落后的安徽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并实现双向互动，真正融入长三角，实现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对于这一现象和趋势，作者匠心独运地称之为：安徽主动当“配角”。可是，谁不想当主角？为此，《人民日报》编辑点评：“当配角，安徽找到了一条现阶段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新路子。”“当好配角不容易，更新思想观念，转换体制机制，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更重要的是，主角和配角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引向了辩证哲学的高度。
这就由空间转化为时间，思想性让过去、现在与未来统一于一体。因此，定然变成或然，既定变成未定，可以变成可能，新闻的空间也随之扩大。
一个有追求的记者都要力求新闻价值的最大化。但众多的记者盯住的仅仅是新闻事实，而忽略了新闻与思想的关系。事实上，思想比信息、知识更多，层次和要求也更高。现代社会的发展，读者阶层不断重新组合及其水平在不断提高，需求也随之不断提高，分析、理解式的新闻报道也在不断地大行其是，读者不仅要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本身，还要了解事实发生的背后的原因、走向、意义，一句话，事实背后还有事实，这个背后的事实正是“思想的果核”。在这里，刘杰作品的思想性还反拨了两种倾向：一是长期以来流行的一般性新闻仿佛记者的低能游戏，对“新闻专业”的指责也是由此而来；一是新闻界内外流行的通俗文化、快餐文化的警醒。
一般来说，思想性主要且易于体现于非事件性报道，如通讯，专访，深度报道，连续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报告等。但通过刘杰的作品证明了：不见得如此。前己所述，消息、特写照样有思想性。在新闻文体的另一极，新闻评论直接就是思想性本身及其原创文本。
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向来被称为新闻家族的两分天下。新闻评论既是对新闻事实的直接评判，也是新闻工作者自身主体性的张扬，超越式体现了其知识建构与思想锐气。可以说，一个只会写报道而不会写评论的记者是一个不合格的记者，更别说大记者了(由此可以推断：一个报道写得好的记者一定会写得好评论)，而新闻评论正是一个思想型记者的“拿手好戏”。刘杰的新闻评论表现出别致、创见、警醒，不乏个性的思想火花。如《撤掉“抵门杠”》、《“群众会该开的的要开”》、《多走一点“冷门”》、《谢师何必设宴》、《“热锭冷砸”的思考》、《农民卖水的启示》、《要提倡为官“三问”》、《一周六天会，咋工作？》等等都是同行和读者中产生了影响的力作。《感悟与思索》一辑“夫子自道”显示出刘杰的新闻采写带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即主体性，它与报道、评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与一般文件、报告不同，新闻的思想性不是枯燥无味、板着面孔、硬梆梆、概念化的说教。如何做到思想性与事实的统一即达到新闻性？对此，一般记者觉得难写、怕写、陈旧、沉闷，而刘杰却能从中摸到自己的路数，写出大量“没有宣传味的新闻佳作”(文摘周刊总编蒋克平语)。刘杰的作品选材重大，立意高远，怎样表现？弄得不好，就会大而无当、空洞。由此刘杰不是采取思想的形式，而是运用地地新闻道道的新闻语言，即与文件、报告的“刚性协调”不同的“柔性协调”或“隐性协调”。他平时注意搜集群众生动、俏皮的语言，做起新闻来自然新鲜、形象，画面、比喻、重细节，标题、导语大都具有形象感、现场感。刘杰先生在这方面的佳作如《芜湖经济从“独臂撑天”转呈“三足鼎立”》、《黄山景区在“轮休”》、《合肥：“形象工程”伸进小巷深处》、《绿了山肥了田富了民》、《大局为重人民至上》等。和众多优秀记者一样，刘杰娴熟地使用叙述与评论的有机结合。但“用事实说话”、不站出来发议论则更见功夫。如《宣城：“龙头”昂起促增收》，作者无一句议论，却用典型化的新闻事实说明了：抓龙头企业带动了农业产业化，最终促使农民增收，因此成为搞活农村经济的“金钥匙”。尤为可贵的是，刘杰所写的都是大题材，却常采取小平民视角，小中见大，低中见高，近处见远，具体的新闻性和洞察的思想性都得到了恰当的表达。
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你不仅满足于写好新闻稿，而且立志做优秀记者和大记者，那么你一定要在新闻的思想性上努力。在这方面，刘杰先生是值得借鉴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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