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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文竹，大概因了它把“文”与“竹”结合了起来。它的清高、有样儿、无用，很有点儿中国文人的样子，也就很有点儿中国古典文人美学的特点。如今我还能够喜欢文竹，说明我这个很在意西方现代文明的人，还没有彻底厌弃中国的古典文化。早年间就不止一次地养过文竹，都不成功。不是很快枯死，就是疯长一阵子便耗尽了精气。无奈之下，后来的二三十年中，也就敬而远之了。文竹成了我意愿中的“邻家好女”。疫情稍缓的年2月，花卉市场又见文竹，它那令人心怡的样子又点燃了我的占有欲。二三十元买了小小的一盆放在了餐桌上、电脑旁，很有点样子。我把它的小像发到“朋友圈”，一位年龄相仿的朋友跟贴：“两个月后再拍给我看（鬼脸儿）”。他大概有过与我相同的失败经历吧，言外之意是“别高兴得太早”。顺便说一句，电脑放在餐桌上，是我平时不愿意呆在卧室兼书房的房间，不仅因为那里已经成了书的仓库，还因为白天家中无人干扰，而在较大的客厅读书、无聊，很舒服，与我“假文人”的身份、心境很搭。再者，近来一直在折腾古罗马史，大幅的欧洲地图书房不好挂，而客厅阳台胡乱堆放的廉价绿植，也能随时撇上一眼，频繁落到窗外栏杆上啄米的斑鸠、麻雀，也是有趣的一景。回到文竹的话题。我如何能够不重蹈二三十年前失败的覆辙呢？我首先想到，文竹如此地有样子，很像文人高士，那么它很可能也有着“高士”的习性——各色、纯粹、敏感、事儿妈。文人高士是很难活得满意的。贱民百姓没有能力让其活得满意，皇帝老子不会让其活得满意，而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后者的手中。和皇帝老子一样，我要根据自己的意愿让文竹活得比较合适，然而让挑剔的文人高士活得合适绝非易事，也就不能将文竹与阳台上的吊兰、富贵竹、发财树、芦荟……这些“糙货”相提并论。想养好文竹，只凭网上那些原则性的说辞，恐怕是不行的。一件事想多了，就容易有所悟。一天，我突然有了猜测性的顿悟——我从前的养花原则是追求旺盛，这很可能是错了的。养花也应该是在旺盛与死亡之间找到一个度。尤其是这种你很在乎它身段儿的花草，要学会“精确地控制”，好比要人有个好身材，自然要锻炼及控制饮食。我不知花草该如何“锻炼”，便只能尝试着控制它的饮食——浇水施肥。大概半个月，文竹就长出了一个新苗，虽然稚嫩，但几天就窜得老高。我猜想，很可能它活得太得意了，便毫不犹豫地剪除新苗，减少浇水。当我又看到它的叶尖出现了些微的枯干时，便觉醒来可能对它太狠了，便缩短了浇水的间隔。如今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文竹还保持着它原初的我喜欢的样子。我至今坚持着不让它晒太阳，不给它施肥，担心它太得意或受不了。李太白很豪放，我猜他的内心也是有着几分阴郁的，更不能满足他做大官的欲望。其实，早年间读《道德经》时，我就知道事物太“壮”不见得是好事，甚至推演到“健壮的人不一定活得过小病缠身的人”——这当然是没有扎实科学依据及统计学支撑的臆度。多年前就晓得的道理如今才运用在养文竹上，与我这几年研究吕楠先生的《三部曲》有关。他艺术创作遵循的诸多原则之一便是“克制”。例如，“我处理一幅作品的形式，当被摄物的力量太强时，我会压一压，让它弱一点，反之我会提一提，让它强一点”。是他这样的践行及成功，才让我关于“度”的认知、关于“克制”的运用活了起来。看来，知晓了一个道理，与能够将之运用到艺术上或生活中，之间的距离是不可小觑的。

窦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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