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只期有一间小小书房，宛若净土，走进它，便足以抚慰一切疲惫。在书房中，茶香墨韵、书里芳华，中国人骨子里的风雅，都悄然刻画。
《书斋说》里讲：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中国人的书房不讲究空间大，却一定要明净，使心舒畅。清代李漁也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崇尚“宜简不宜繁”。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环堵萧然。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
无论在哪，但求窗明几净，小径通幽；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日中沉思，静中安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为何一定要有书房？古人称书房为“书斋”。斋，洁也，即书斋有高洁清雅之意。古人觉得身入书房，便心神俱静，使性灵得到陶冶，如同斋戒一般。于书斋内，读先贤书，发思古之幽情，涤心而寻雅趣。
文人书房的生活雅趣在中国传统宅院中，除祖堂外，书斋是文人惟有的精神场所。
正如“饮室书斋”主人梁启超先生指出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为学、做人总要亲自躬身践行，才能有所得。
文人书斋的雅昧有三：一为，书斋之贵，在于养性明志，使人品格高尚。
二为，书斋之妙，在于通天接地，使人心驰神游。
三为，书斋之静，在于隔绝尘世，使人心宁神静。
《书斋说》讲：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
明净，使心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会损伤目力。
窗外四周则可种植化草，自然青葱的样子呈现出自然的生机与活泼。
斋中设长桌一张，中置秉烛夜读之物或文竹、松柏盆景。
室左边小木床一张，床头摆小几，上放插瓶一只，以鲜花收集香气，或将蒲石放上以收集清晨的露水。
内墙挂山水画一幅，合适的地方，可摆座椅二张，室右边设置书架，书架上可陈列书、帖。
“一缕书香压百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书的记载和传播功能的评价。
书斋也就成为文人学习思考、开启智慧、凝神静思、陶冶情操、运筹帷幄的文化殿堂。
浓郁的时代特征与独特的地方风貌，它们与书斋的清雅静谧交相辉映，寄托着文人的人生期求，逸散着传统文化的幽香。
“幽幽书香静心处”的书斋，是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人人都要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
在这个小天地里，可读书、可吟诗、可作画、可习字、可弹琴、可对弈、可会友、可议事……
其实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书房的布置不在于精致、不在于华丽，而在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趣。
唐代诗人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陋室”，是他的居室兼书房名。诗人曾专门写了篇脍炙人口的《陋室铭》，以描绘自己书斋的简陋，表现高洁的志行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书房不一定要很大，一个小小的角落就好，昏黄的台灯，满架的书，足以抵抗夜晚的孤独，可以畅读古今中外史，也可能在书中遇到未曾预料的惊喜，或者在书中获得未曾有过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古代文人觉得身入书房，心神俱静，修身养性，就如同斋戒一样。
书斋是以个人名义所建，以主人和好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又称作文房。
男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书房不需要豪华的装修，考究装饰，但是它应该宽大明亮。如果说女人的世界在厨房，男人的世界就在书房。书房是男人获得智慧思考人生的地方。书房从来都是男人的领地，坐在书房里，能给男人带来一些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满足感。诚实如周作人，也会说：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如果说车是男人的情人，那么书房便可称得上是男人的红颜知己。在这里他可以随心所欲的畅聊理想，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的舒展抱负，在这里他可以无所顾忌的谈天说地，在这里他可以无拘无束的诉说衷肠。书房是一个家庭的奢侈品非必需，但必要书房是男人做梦的地方没有书房，何谈梦想？“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在书的城池中做主宰者胜过在铁蹄上争天下啊！“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书中的红颜天下难求，书中的富贵价值连城。沉浸书海，不理世俗，这感觉还真是赛过活神仙呢！书房，是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之一。书房不但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读书抚琴的处所，还助力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早在汉代，文学家张衡就曾称赞自己的书房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房本身就是一个具备艺术体验、阅读写作与图书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间。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曾是无数名士的桃花源，而宁波范氏家族的“天一阁”则以规模宏大与海量藏书著称，乾隆的书房“三希堂”收藏了中国最顶级的书画珍品……不同的书房，代表了不同的中式生活美学。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唯一通道。一些文人墨客却因时运不济、命途乖蹇，不是屡试不第，就是遭受打压，不得不寄情于山水与诗酒之间，远离庙堂，避世江湖，形成了中式生活美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名士之美。名士们的书房必有另番情趣。最知名的当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这间因千古名篇《陋室铭》而流芳百世的书房，见证了刘禹锡等名士们的生活美学。刘禹锡是一个官运不太好的人，在60岁之前，他做过的最大的官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刺史。因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书斋弹琴阅古画，煮茗仍有期两宋以降，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兴盛，及至明清两朝，器物之美到达顶峰。各类文房雅物、金石碑版，竞相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最爱，书斋应运而生。与简朴的“陋室”不同，书斋一定要繁复讲究。明清之际有两部书，就是讲书斋的陈列、布置，一部是文震亨的《长物志》，另一部是高濂的《遵生八笺》。在《长物志》中，文震亨认为，书桌应当“设于室中左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槛，以逼风月”，而高濂更是要求书斋里要准备“卧榻”，目的在于读书劳累了可以“偃卧趺坐”，宛如今日许多人在书房里放置的沙发。当然，这还不算。文房四宝自不必说，当时文人还要求书斋必备植物，得有一只大水缸养鱼，还必须要弹琴奏乐，甚至常备金樽檀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昆腔。有条件的，还需陈列一些金石碑、名家字画等古玩艺术品，经常邀请朋友来鉴赏分享。并且，书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黄花梨木料，瓷器必定是哥窑，一切都有讲究。明清书斋，见证了中式生活美学的极致：繁复之美。文人们不但践行、推崇这种繁复之美，而且还将其理论化，除了前文所述文震亨与高濂的两本书之外，还有李渔的《闲情偶寄》、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等著述，均对此颇有研究。藏书楼大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无论是陋室还是书斋，它们最大的差异，是在生活美学上的审美情趣不同，要说藏书，其实都不能算规模宏大，多半收藏一些经史子集的常备书或是少量私刻、坊刻的善本。因为印刷技术有限，古代中国大部分私人书房都不可能有巨量藏书。但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真正对得起“汗牛充栋”这个词的书房。那就是兴起于明清时期江南的藏书楼。它们以动辄几十万卷的藏书量再加上与之相辅相成的园林、水法及木质建筑的藏书楼，共同反映了中式生活美学中的另外一端：极致之美。最著名的代表，当属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其主楼是一栋“面阔六间的两层硬山顶”“坐北向南，左右砖登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的楼阁，并且“凿一池于楼下”，其风景“曲岸弯环，水漾涟漪，堂之影、亭之影、山之影、树之影，皆沉浮波中”。这种奢华的园林景观与几十万卷藏书交相呼应，可谓极致之美的典范。有清一代，江南藏书楼数不胜数，除了宁波天一阁之外，还有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彝尊的“抱曝亭”以及晚清陆心源创办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乾隆帝曾称这类藏书楼之多令他“指不胜屈”。这也是当时江南经济繁盛的重要见证。上书房藏古今珍品，成崇高之美前述三种书房，皆为民间书房，宫廷书房与民间书房大不相同。这类被后世统称为“上书房”的书房，除了藏书、读书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收藏重要的文物、字画，另一个就是谈论国事。乾隆帝有个书房，叫“三希堂”，源于“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这句话，位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里，是为乾隆皇帝的上书房之一。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古代字画珍品如王珣的《伯远帖》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以及数千册珍贵的宋版书皆为三希堂所藏。这使得三希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博物馆与图书馆。乾隆帝还将其作为谈论国事的场所，因此三希堂与其母体紫禁城、颐和园等皇家建筑一道，成为中式生活美学的一个重要典范：崇高之美。中式的崇高之美，是一种独特的生活美学，它既反映了封建时代文化、政治中心的统一，也反映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庙堂仪式感的最高境界。能享受这类生活之美的，当然只有皇亲国戚与王公贵胄。但它却借助皇权的力量形成标杆，对中国人的审美观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游览古典园林，还是阅读传统文学作品，往往会与“书房”相遇。人们一般会按照今天书房的概念，把设在名园内的书房理解成园林主人的“读书之所”，其实这是种想当然的误解。如果留意《长物志》等著作的相关内容，就不难发现，“书房”也称“书斋”、“山斋”，其功能并不局限于藏书、读书、写作，而是男性园主人单设的一处生活场所，是归他独自享用的卧室、工作室、藏书室、文物陈列室以及小客厅的混合体。按传统住宅空间的划分形式，内院是女眷们居住与生活的天地，如果条件允许，男性家长都会在花园一角自设一处起居场所。这处起居场所总是冠以“书房”的名义，与内院半隔离，女眷一般不会轻易前来。这样，男性士大夫既避免被妻妾孩子打扰，又方便招待亲近朋友。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如此的“书房”是日常消遣大部分时光的地方，所以在规划、设计、布置方面都特别用心。约定俗成的，书房总是深藏在园林一角的花木深处，保证足够的私密性。室内空间不宜高深，其前要有平阔的庭院，以便内部光线明亮，适于读书；窗下要引水成池，蓄养金鱼，围植碧草，让斋中的读书人可以养眼清心。书斋内自然是遍布书橱与古玩架，并安设书案与画案、琴桌。为了陈设上的简整大方，须在书房之侧另设一间小小的茶室，将茶具尤其是炉、炭等杂物储放于此，随时供主人与朋友一起品茗长谈。按礼仪习惯，尊贵客人、初次拜访的陌生人会在正堂里与主人相见，但知音佳友则往往由仆人引至花园书房，在这里，宾主一起进行士大夫独有的清雅消遣活动，如联诗吟词、赏鉴古董、品香等。所以，与正堂当中用“整堂”家具对称摆设不同，书斋中的布置最忌讳的就是成套与对称，坐具与几案都要高低错落，各有不同的艺术化造型，这样，朋友们坐起来可以随意不拘束，且富风雅情趣。当一家之长不想进妻妾闺中过夜的时候，便会在书房歇宿，因此书房内一定会陈设舒适考究的卧床以及床帐，或者干脆设置一间与书房相连的卧室。故而明人计成《园冶》有云：“散寄之居，曰馆，可以通别居者。今书房亦曰馆，客舍为假馆。”这一传统至晚在唐代已经形成，历代文学作品中介绍了多所曾经真实存在的著名书房，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苏轼的雪浪斋，倪云林的云林堂、清秘阁，张岱的梅花书屋、不二斋；也有各种文学家虚构出来的、仅存在于想象世界的书房，如怡红院、潇湘馆以及探春所住的秋爽斋，其实都是高度理想化的文人书房。一旦读到张岱自撰的《不二斋》一文，任谁也要对清雅的士大夫“书房”发生羡慕。不二斋深藏在高大的梧桐树与古木碧荫的环绕中，即使夏日也是幽凉舒适，远隔暑气。后窗外，翠竹数丛簌簌清挺，透映着天光，俨然如同绿色玻璃、绿色云母的背景。室内，左侧设有主人的床榻与纱帐，其余的四壁几乎全部被书橱占满，陈放着张岱多年积累的藏书。此外，案上、几上、多宝格上则是各式珍贵古董，供主人随时欣赏。夏日，会有多盆茉莉、建兰香袭人衣；秋天，则在北窗下罗列五层菊花盆，菊光在阳光的映照下晶莹华灿；到了冬日，斋西一树腊梅悄溢幽芬，陪伴着阶下的水仙花盆，室内的地面上满铺红毡，炭火盆内暖焰红跃；春天一来，兰花绕着院墙的墙根一路吐蕊，书斋的正对面更有半亩之广的芍药圃，娇卉芳艳。不二斋绝非少见的案例，古代文人的书房基本都遵循着大致相似的路数。今天，也许已经很难想象昔日在这些优雅天地内曾经存在的生活方式。但是，只有了解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生存状态，才能理解他们何以能如此才华清灵，能为世界贡献那么美丽的文化作品。书房雅趣曾经，我们书房的案头物件是那么丰富，有六十多种物件来伺候我们写作和阅读，统称称为“文房”。琴棋书画、香茶禅花，金石鼎彝，这是中国式生活的高度艺术化。
把玩时光对于当代人来说，太过奢侈。多少人的案头上只有文件、杂志、圆珠笔、笔记本电脑、马克杯、多肉植物.......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片刻清娱都成遥不可及，我们甚至不会高雅的玩儿了，王世襄，那个中国最会玩儿的老爷子曾经说过，“玩儿都玩不好，还能做什么呢？”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偏安”一隅，吟诗作画，闭门读书；或是二三好友相聚，奇文共赏，疑义与析…因此书房成为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消遣、休憩的处所。书房不必太大，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就有了规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所在。清代著名学者李漁在《闲情偶寄》一书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不可居无竹，多数书房皆在室外植以南山之竹。“芸窗”、“芸馆”、“萤窗”、“雪窗”是书房的别名。“芸窗”和“芸馆”缘于古人藏书用以驱虫的香料——芸。“萤窗”、“雪窗”典出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求学励志故事。别名虽然别致，也只是在诗文中偶用，因为书房的“书”是最雅致大方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主人志趣的写照，是古来描写书房的名作。一间疏朗清逸的中国传统书房当然会需要明式家具，这些劲瘦、温婉、纤细、挺拔、坚韧的审美原理几乎都源宋代——那个艺术高度至今仍须仰视的王朝。一把藤面的榉木或樱木圈椅会有手作家具那种曼妙的曲线，扶手尽头处，有向外反转的小勾，如豆芽初出，木匠们称之“鳝鱼头”，端得是形象生动。一手捧书卷，一手摩挲之……圈椅确实是个伟大的设计，一道圆润的曲线，即可拥人入怀，背板的s型曲线，按现在的说法，即是“人体工程学”。炎夏，双臂倚圈椅上，腋下自得生风，凉意习习。斋中抚琴，也是文人的一种雅好，悠远的琴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常建）；淡泊的琴声“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王昌龄）；琴声最宜伴月“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王维）；琴声也可对酒“一杯弹一曲，不觉夕阳沉”（孟浩然）。琴声扩大了书斋之趣，琴声提炼了书斋之韵。古人书房中少不了香炉，香篆缭绕，像回荡的琴声，将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将人带入旷远澄澈的境界。据载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归，在书斋中放出。不知效果如何，其行为真是憨得可爱。烟云是书房的清韵，本不可强求的。古书名画、四时花草、茶酒谈笑，都会散出烟云。文房用器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科举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文房用器也就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进入了繁荣期。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臂搁等。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